他在庆字军下苦功研究过军务，在朝鲜分别用淮军和德国的方式训练过朝鲜军人，应该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能找到关键问题之所在。

他一有机会，就对相关的当权者宣传自己的主张，提出整顿军队的建议。

想到中堂大人曾经和自己讲过李鸿藻，发现李鸿藻对训练新军热心，又很有话语权，袁世凯找到了接近这位李大人的路径。

于是，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建议，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

他在建议书中痛心疾首地指出：甲午战败“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纷岐，纪律废驰，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

“为今之计，宜力拯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技，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着为成宪。

“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着名习武备者为师，严加督课，明定升阶。

“数年成业，即检派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

李鸿藻原来因为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人，对其印象并不好。

他也一直认为李鸿章用人是任人为亲，而不在能力。加之甲午之战惨败，虽没抓住袁世凯的罪责，但袁做事不得力，能力不行已在他的脑海里形成。

看了袁世凯的上书，对袁世凯刮目相看。

人们常说，人怕见面，树怕剥皮。意思是什么事情见一面，沟通一下，很多误会和偏见常可以迎刃而解，是很有些道理的。

其实，人不但怕见面，也是很怕恭敬的。

做为清流派领袖的李鸿藻，向来认为李鸿章的人眼中是没有自己的。

没想到袁世凯在上书中对自己是那样的五体投地，那样的敬仰，使他十分的受用。

袁世凯的这份上书，可以说是颠覆了李鸿藻对他的成见。

事后，李鸿藻又约见过袁世凯一次。

和袁世凯谈起训练新军，袁世凯谈了很多自己在朝鲜训练新军的体会。

李鸿藻也就知道了，袁世凯在朝鲜训练新军的事。

认为袁世凯对新军训练，不但有理论，还有实践经验；更加觉得袁世凯是这方面的难得人才。

袁世凯在督办军务处是个闲差，也没有实权，虽然其职务看起来不低，只是表面风光而已，袁世凯肯定不会把这里看做是久留之地。

当然。督办军务处也有个好处，消息灵通。

不久，他听到了一个风声，朝廷正准备在京城附近训练一支新军。

呼吁练新军，他不过是给自己临时找点事做，现在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机会。

袁世凯瞄上了这个练新军的位置。

那时候的清**，已腐败成风，人浮于事。

训练新军这样的重要位置，这样可以吃空饷，克扣军饷的肥缺，也同时被很多人盯上。

袁世凯深知，要想把这件事办成，首先要找人，找说了算的人。

李鸿藻肯定是一个。这个李鸿藻李大人，袁世凯觉得问题已经不是很大了，再亲近亲近应该可以搞定了。

他很清楚，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亦匡。

按说，从中堂大人的介绍中，亦匡这样的人比起李鸿藻这些清流，这些道貌岸然的人，要好搞定一些。不是爱财吗？，不是喜欢收礼吗？送上一份重礼不就行了？

袁世凯当了这么多年的官，又驻朝鲜这么多年，虽然不像别人那样的贪得无厌，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社会风气使然，轻轻松松也还是要捞一些的。

也就是说，一份重礼还是送得起的。

社会风气再不好，收礼也不是正大光明的事。也就是说，送礼要讲究方式，要送得自然，这其中是有很大学问的。

再贪的人，你拿着东西，到人家大门口喊：“我来送礼来了。”人家也是不会让你进门的。给亦匡的礼是备好了，其中光高丽参就一大包，袁世凯这次是下了血本了。问题是，这礼怎么送呢？找个什么由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