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说起来，胡文海前世今生不敢说自己姓赵你也配姓赵？这句阿q正传里，赵老太爷对阿q自称姓赵的嘲讽，后来被引申为被统治阶级妄想冒充统治阶级的错位行为。

简单的说就好像一群小资白领，明明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却偏偏喜欢站在资产阶级角度大肆批判民国时候造反的泥腿子，全然忘了自己自上十八代，估计都是土里刨食的灰色牲口罢了。

按说胡文海一家不能说姓赵，但扣上个既得利益者的帽子还是没问题的。可老胡家实际上并没有因此就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了。到胡文海大学毕业之前，甚至是在他前世进入比亚迪公司之前，胡家的日子都并不好过。

胡世武这个八级工有个好儿子，起码后来进了5o1厂不是顶了他的名额。八五年退休之后，虽然不用含饴弄孙，但每天夹着象棋盘找老伙计杀两盘，没事的时候厂里的金工车间过过手瘾，日子多多少少过的还算滋润。

而胡解放当上了5o1厂的厂长，却也并没有为老胡家拿到什么好处。老胡家上辈子这套绣城远郊的平房，一直住到了九十年代末，才在拆迁大潮下换了一个小区的八十多平新房。

可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胡解放付出了什么？为了5o1厂，他整个人都比正常老了十岁。不到五十岁就换来了满头白，关键是随着5o1厂的倒闭，他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垮了。

胡文海呢？他的命运总还是不错，得益于萧野芹和胡解放两人的基础文化底子，从小受到家庭熏陶和精心培养，他的学习成绩和人格成长都比同龄孩子要优秀一些。

大学毕业之后没有绣城，而是辗转在私人企业打工，最后是在王船夫的比亚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胡文海对国企，对国企工人的感官是非常复杂的。

一方面，他后来的人生经历告诉他。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的工人阶级是“特权阶级”，至少是“中产阶级”，享受着和农民完全不同的生活品质。可在这种条件下，国营企业工人的表现。却非常让人失望。八十年代迅“堕落腐朽”的国企工人，失去了建国以来工人阶级的先进性。

可是另一方面他又非常不理解，还是这批人，最后造就了“中国制造”的奇迹。如果真是骨子里好吃懒做，为什么换个环境就突然变的让人敬佩起来了？

问题在这些人的身上？说实话胡文海之前并没有想的太多。

对于任何一个渤海省出生的人来说。十年后往后二十年，很多事情都和一个历史名词牵扯在一起：大下岗。

对于九十年代大下岗在这个曾经的共和国长子省份制造的悲剧，胡文海知道的实在太多。

所谓“劳务派遣”，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搞未来国企“正式工”、“临时工”这套，而是希望尽快搞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出来。

这样劳务公司不倒，哪怕工人工作的工厂倒闭或者出售了，这些工人起码还是国家工人，还是有一份最低保障。

这只是他作为一个渤海省人，对那段不堪的历史，做出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努力而已。

当然。由此造成国企用工政策更加灵活，在私营企业还不活跃的年代里，稍微提高一下工人积极性，还算是有点正面意义。

但问题是，说实话，他对大下岗真的没有太多的研究。对国营经济，他更多是冷眼旁观，甚至有些不屑一顾。

就好像打游戏一样，当你将一个游戏打通关，读档重新来过。没有了那张直奔关口而去的紧迫感。看反而能现很多之前忽略掉的东西。

老一辈国企工人里，有胡世武这样认真负责的主人翁，也有每天上班喝茶看报混日子的老不修。

新一代工人里，有偷厂里东西拿出去卖的三只手。可也有换个环境就光热的杰出人物。

国企活力低下这个帽子，能扣到工人们的头上吗？

前世的胡文海心中，并没有一个答案。或者这种单凭某个人群属性，就给某个人定性这种做法，根本也就是不科学的。

八十年代参加工作这些人，并不会比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人要“坏”。但要说是体制问题。可五十年代的国企黄金期体制有什么不同？有些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人，到八十年代爬到领导岗位，偏偏正是治乱之源

胡文海坐在汽车里，此时他的心里是无比矛盾的。如果按照他前世的观点，自然是支持国企卖卖卖，因为在他的目光所及范围内，私企的效率和执行力无疑是比国企要强的。

王船夫搞电池打的外资节节败退，搞汽车更是比那一票买办国企让中国人长脸无数倍。华为搞网络能卖到美国人耍赖不让他进入美国市场，可拿着国家补贴的联想却成了“美国良心企业”。

双方的对比实在太明显了，他下意识的自然是觉得国企乃是不公平的市场竞争者，只会凭借特权和政府支持搞小圈子和强压私企低头。中国的国企，除了明显应该政府承担的非盈利性质的领域，都应该和私企竞争者较量一下。

至于说资本家没有良心，那要法律做什么的？监管到位，执行坚决，没有良心有对法律的敬畏之心不也一样？

但是昨晚他和老爷子胡世武心血来潮的一番谈话，却让他的人生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户。

结合他重生之后的经历和观察，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过去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

“七十年代之前，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还是很高的，那时候工人对企业管理能够挥很大的影响力。”

胡世武在听到胡文海的提问之后，像是充满了缅怀的说道：“八十年代之前，工人的前途不用说自然是相当好的，以工厂为家那不是说说而已，绝大多数工人是身体力行带着这种责任感在工作的。哪怕这三十年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运动，但国家除了少数几个年头，仍然是保持了相当快增的。”

胡文海当即点头，这个数字他心里记得清楚。中国49年gdp是18o亿美元。到1985年是9ooo亿美元。如果否定前三十年的建设成果，那这个数字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是从地里钻出来的？

gdp的增长，说明了工人参与管理这种模式是没有问题的。是能够为中国经济带来动力的：“可是爷爷，那为什么现在的国企工人却没有过去那种动力了呢？”

“为什么？”胡世武难得的哼哼冷笑：“因为工厂不是工人的了呗！你别看现在的工人还能和厂长拍桌子，可人人心里有杆秤。现在可不是八十年代之前了，不是工人当家做主，而是领导决定工人的命运。国家又消化不了那么多的新增工业人口。”

“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在迅下降，城市工业人口面临严重的就业困难，哪还有心气和官僚争夺企业的管理权？”

“谁在掌握这个国家和企业？厂长、技术人员和官僚，工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当然就没有管理企业的积极性。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毕竟咱们还披着国企的皮，管理层搞管理又不能学资本主义那些调动积极性的手段，吃相还不能太难看，所以就只能是抛弃效率追求所谓的公平，也就是变成了大锅饭。”

“你看从进入八十年代。国企的效率就显著的开始降低。表面上来看，是所谓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原因。但根本上，则是工人被排除到管理层之外，官僚开始独揽资本管理权力导致的。不说别的，现在社会上都说十亿人民九亿倒，可真正能拿到倒卖利益的都是什么人？有几个是没有背景的普通工人？老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不是自家东西，干嘛那么积极？”

胡世武的话说的胡文海目瞪口呆，他从来不知道，原来这段历史在老人家看来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他又不甘心的问道：“那有没有办法再把国企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如果能够到五十年代工人劳动的积极性”

胡世武干脆的打断他的问题：“你问你爹。是愿意被全厂人监督着，拿着和工人差不多的工资，操着全厂最重的心。还是愿意大权独揽，这个厂长一言九鼎。手下工人命运存乎一心？”

胡文海无言以对。

胡解放是个很负责任的经营者了，未来为了能够让5o1厂保留下去，可谓是费尽苦心，甚至搭上了自己的一生追求。可是如果问他，是愿意让工人参与管理，还是扩大厂长的管理权限。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问可知。

“那就没有办法”

“没有，走上这条路之后就没有头路了。”胡世武说的斩钉截铁。

胡文海无言以对，想想也是，苏联解体为什么给了中国人那么巨大的震撼？其实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此时面临的问题几乎都是一样的，工人生产积极性降低，权力向官僚阶层集中，经济展迟滞。

从根子上来说，是生产力展跟不上工人群体的扩大。国家负担不起所有国民都想挤进工人阶层，并且享受工人阶层过去的“特权、中产生活”，于是只能从收买整个工人阶层和国民，变成收买少数官僚阶层了。

到最后收买官僚阶层导致的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停滞，国民不满增加。苏联官僚们更不满足于披着社会主义皮，不能尽可能的压榨工人，不能继续扩大自己手上的权力，于是干脆想要撕下身上这层皮，向着西方资本家们看齐，抛弃整个工人阶级。让工人阶级从过去的国家主人、工厂管理参与者，变成没有权力的草民。

而苏联人当真也就这么做了，结果如何自不必说。

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展跟不上工人群体规模和物资需求的增长，如果苏联当年能够满足收买工人阶层的要求勃列日涅夫刚上台的时候，曾经做过这个努力，但很快就现这是苏联所无法负担的。

于是他转而收买官僚阶级，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官员贪污**的问题几乎达到巅峰，也就是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苏联的经济增加近乎停滞。为时期官僚撕皮提供了现实基础。